为国家培养将来的社会精英，历来是大学的使命。可国之精英该怎么样培养，大学又能为其干什么？
在上海财经大学，“千村调查”成为破题之举——该校老师每逢暑假分别组队，带领大学生们一块走千村、访万户、读中国，采集和“三农”问题有关的一手数据。
像上海财大如此的大学，多数毕业生将来将进入金融、财会等行业范围，就青年的成长轨迹来推算，假如大学教育没补上“三农”这堂课，恐怕不少年轻学生一辈子也没机会走进真的的中国农村，对国情缺少真的的体察。
中央“一号文件”已经连续11年聚焦“三农”问题。而上海财大举全校之力连续7年推行的“千村调查”，也有更深的考量：为当今的大学生“补”上生活要紧一课。该校师生过去7年的调查足迹已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的6638个村庄，实地走访8万余户农户，派出学生超越1.2万名。几乎每一个上海财大的学生在读期间，都有机会参加一次“千村调查”。
行走田间地头充分知道“村庄”
由于参加“千村调查”，去年夏季，上海财大金融学院小学二年级本科生范深远一行10来个人，来到云南红河州元阳县。初到时，秀美的元阳梯田让这群青年眼前一亮——这可是哈尼族人世代辛勤耕耘留下的奇景。随后几天，范深远做入户调查，一位老人的眼泪却让他意识到，农村养老这个调查课题的沉重。
“有位老人拿了一张医药费单子逐条讲给我听。他病痛缠身，儿女不在身边，孤零零地守着一个破宅子。”老人一边哭一边同意范深远的访问。农民对大病的恐惧、对养老的忧虑，大学生们首次有了切身感受。
在这趟调查行程后，学生们开始非常认真地和老师讨论一个经济学问题：元阳梯田给当地带来了可观的旅游收入，但天天辛勤劳作、维持梯田好风貌的农民，却没获得多少好处，如此的收益分配模式是不是该改一改？
在上海财大，不少老师都把“千村调查”视为课堂“黑板经济学”以外的有益补充。除去体察国情、民情，行走在田间地头，学生们会经受各种磨练——这是现在的大学教育非常难给学生提供的历程。
王程是上海财大人文学院小学二年级博士生，去年带队去甘肃陇西时，队里有个女孩在翻越田埂时不慎被划伤，送去当地卫生院，小腿缝了12针。队员们劝她回上海，但她却坚持留在当地，说可以帮助录入数据。
上海财经大学党委书记丛树海教授说，“千村调查”的推行让同学们充分知道“村庄”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的现实，能够帮助增强大学生服务国家和人民的社会责任感、勇于探索的革新精神、擅长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，进而有些放矢地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学校落地生根。
课题实行“首席专家负责制”
从2008年上海财大初次组织推行“千村调查”开始，这一项目的定位就和普通的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非常不同。上海财大进步规划处处长应望江介绍，“千村调查”是以科研项目的方法来组织的，从每年的调查课题立项，到调查问卷设计，再到后期的数据处置，整个课题实行“首席专家负责制”，由学校各有关学科的领头人来领衔、把关，负责该调查的科学性。
有一个场景让学生们难忘：一些没被列入随机抽样调查范围的老农会找上门主动需要做问卷。一问才知是奔着发给受访对象的10元钱津贴而来。由于“千村调查”是一项经济学普查，随机抽样的科学性需要得到坚持，没办法多发问卷。为了安抚“找上门”的老农，有些学生最后自己掏了钱。上海财大经济学院副教授林立国说：“对一个从小成长在城市的孩子来讲，他们一定会重新认识10元钱的价值。”
发现反差激起学生问题意识
现在，上海财大的“千村调查”已成为学校的“头号科研课题”，经调查形成的各类“三农”问题报告3500多篇；参与调查的教师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7篇，学生发文5篇；有多份和“三农”问题有关的决策咨询报告获国家有关部门批示。去年，融国情教育与科研练习于一体的基于“千村调查”的财经类革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项目，获得了国家级教学成就二等奖。
比起这类“看得见”的成就，王程感觉，对一大量以后从事金融财会专业的大学生来讲，“千村调查”有着不一般的意义。
“为何国内不少由经济学家建言而形成的政策，推行后时常成效优惠，甚至遭到一片骂声。照理说，经济学家都是受过严格学术练习、最深谙理论的，他们的建言在成为政府决策前，也是最符合经济学规律和公式的。”深入乡村的调查让王程找到了些许答案：和“三农”有关的政策要真的“落地”，政策拟定者和决策咨询者需要“接地气”。
“在调查过程中，学生们会发现不少理论与现实的反差、城市与乡村的反差、思想与行动的反差。”担任过“千村调查”首席专家的上海财大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朱为群说，这类反差会激起学生们的问题意识，继而促进他们形成学以致用的理念。
